09网络

我们捍卫互联网和其他各种通讯方式,使其免受公共和私人势力的非法侵害。

网络中立性的架构

工程师和技术先驱开发互联网本来是为了“信息包”可以周游世界,通过无数不同路径从一台计算机传送到另一台计算机上。他们称此为“终端到终端法则”(end-to-end principle)。这条法则有几个变种,不过基本的意思是网络把信息从一端传送到另一端时不会区别对待。处理复杂的问题、作出区分和智能选择(intelligence choice)主要在终端上来完成。这些先驱者认为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所谓“哑管道”(dumb pipes)。

后来这条原则被引申为更宽泛的“网络中立性”(net neutrality)原则。这个词的背后是关于互联网架构的复杂技术问题。“网络中立性”一个最极端的版本认为完全不应该区别对待。网络供应商拥有并负责互联网硬件设施的运作,包括陆上和海底光缆。他们对于网络上传输的内容,不论是简单的电邮文本,还是占用很大频宽的色情电影,都应该一视同仁,同样传输。比较温和的“网络中立性”则提倡“合理管理网络流量”,但不允许康卡斯特(Comcast)或者威讯(Verizon)等网络供应商出于商业利益而排斥竞争者(例如有线电视)提供的内容或者拖慢它们的速度,也不应该为那些愿意多付钱的人提供特权。

全球互联网几乎完全是由私人机构来运作的,因此在网络中立性和牟利之间经常出现摩擦。如果想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复杂的话题,请参考网络法律专家劳伦斯·莱斯格(Larry Lessig)的讲解,或者看一下耶夫根尼·莫洛佐夫(Evegeny Morozov)很受争议的评论文章。如果要再深入一点,可以看看他提到的那两本书:吴修铭(Tim Wu)的《大变迁:信息帝国的兴衰》(The Master Switch)和芭芭拉·范·舍维克(Barbara van Schewick)的《互联网的架构和创新》(Internet Architecture and Innovation)。

互联网现在的发展不是预先规划好的。如果它是俄罗斯军方或者伊朗的什叶派研发的,可能会跟现在很不一样,我们大概认不出它还是互联网。互联网也不是以后都会维持不变。很多政府出于政治原因,也有很多企业为了商业利益正在破坏互联网原来的愿景。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会察觉我们计算机屏幕和手机里正在进行的斗争。如果我们要获得通信技术为我们带来的言论自由,我们就要明白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斗争。

政府在做什么

人们大都知道一些政府在通过国家“防火墙”进行网络审查。信息和思想是通过电缆和无线网络的中介(例如网络供应商、手机网络供应商等)进入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告诉它们:“把某某内容封锁掉,否则就会被检控或者停业。” 我在伊朗经历过最明显的网络封锁—— 一个三角形的警告图标会弹出来,告诉你这个网站被封了。在中国、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你会看到不一样、比较委婉的说法。如果你发现某个地方把一些网站封锁了,你可以去Herdict网站通报,并且看看是不是别人也有同样的遭遇。

不过公然的封锁只是最简单的监控方法。政府近年有了更复杂的办法。他们往往调出错误、歪曲事实的搜索结果,或者利用“阻断服务”(denial of service)攻击他们不喜欢的网站。他们合法或非法地进入人们的电子邮箱,窥探人们在搜寻什么,或者监视个别用户在和谁说什么。然后,它们用完全传统的办法,把那些交换信息或说真话的人关起来。

西方民主政权对这些做法是予以谴责的。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是支持开发翻墙工具的。不过西方政府本身也以它们认为是对的理由而封锁、筛选和监控网络与手机用户。那些理由包括防范恐怖袭击、打击网络罪行、阻止娈童癖和保护隐私。对于一些欧洲国家来说,封锁仇恨言论是一个重要的理由。有时政府会自相矛盾,打击一些它们正在提倡的东西。维基解密就利用了美国政府曾资助的翻墙技术Tor来揭露美国政府的机密。

企业在做什么

这些公权力所做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电信技术发展的方式意味着只有少数私人(或半私人)的企业有极大的权力决定人们能看到什么和听到什么。谷歌、Facebook、百度、罗斯电信(Rostelecom)、康卡斯特、微软、威讯、中移动和苹果等都规定了它们的用户可以接收什么,传播什么。这么做一部分是为了适应所在国的法律和政治命令。当然其中有些企业比其他企业更顺从——2004年,雅虎的北京分部给中国政府当局提供了一个名为师涛的记者的电邮信息,包括真实姓名和邮件内容,师涛后来被判监禁十年。不过这些私人权力也会因为它们的价值观、编辑规范和商业利益而这么做。从全球言论自由的实际情况来看,谷歌的所作所为比一些国家都要有影响力。

在谷歌与中国政府两个巨人的交锋中,谷歌站在言论自由一边,对抗政治力量的压迫。不过这个世界最大的搜索引擎(英语里已经不说“搜索”某个东西,而是说“谷歌之”)在很多国家都具备很大的影响力,可以限制或扭曲言论自由。就好像现在谷歌主动封锁儿童色情信息,并协助执法机关追踪娈童癖。我们大都会认为这是件好事。但是,如果谷歌的新领导决定要追踪另外一群人,比如是一群美国政府不太欢迎的人呢?埃利·帕雷瑟(Eli Pariser)引用过一个谷歌工程师对他们“不作恶”的格言的想法:“我们很努力不去作恶,不过如果我们要作恶的话,我们绝对很有这方面的能力。”

私人权力限制和控制通讯自由还有很多办法。例如它们可以订下规矩,只要付钱,就把某些想法、信息和商品比其他人显示在你屏幕上更高的位置。但是一个鼓吹自由意志、自由市场的人就会问:这有什么问题呢?

你也许觉得你的手机、Kindle、iPad或者笔记本是你的,但其实制造商和运行商是可以远程控制的。当你睡觉的时候,他们可以查看或存取里面的内容。2009年7月的某天,亚马逊网站的顾客发现他们Kindle上的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消失了(他们或许正在读着关于“忘怀洞”的段落——忘怀洞是一个“老大哥”销毁文件的工具)。这些IT公司也掌控着大量我们的私人信息。要裂解这对隐私的威胁,请参见“原则八”。

怎样限制才是合理的?

只有最崇尚自由意志的网络乌托邦主义者才会认为应该取消一切限制。比如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人都支持封锁那些提倡虐待儿童的网站。网络犯罪现在已经是一门非常赚钱的生意,它利用的就是互联网的开放性。恐怖分子也在网上招募他们的成员。

所以我们的第二条原则不是要取消一切限制,而是很谨慎地用了“侵害”一次。不样才算“侵害”呢?大概没有几个中国人会认同中国政府是为了社会“和谐”而管制互联网的。应该由谁来决定界限所在?怎样界定呢?我们可以信任那些庞大的牟利公司自我监督吗?我们可以倚重个别主权国家的法律系统吗?国际组织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现在网络域名都是由一个在加州注册,名为“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的非营利组织去分配的,这佯作公平吗?还是应该由国际组织来负责?联合国的互联网管治论坛(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有实际作用吗?关于互联网的言论自由,可参见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法兰克·拉鲁Frank La Rue详尽的报告

我们网民

我们所有的原则都包括“我们”这个词,它意味着我们作为世界的公民和网民可以主动地有所作为。我们说“我们捍卫……”,但我们要怎么做到呢?首先我们要弄清楚状况是怎样的。可以从网上一些很好的网站开始,比如哈佛大学的伯克曼互联网及社会中心(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开放网络促进会(OpenNet Initiative)、寒蝉(Chilling Effects)项目和欧洲数字权利项目(European Digital Rights Initiative)等。

然后我们要想好网络和通讯言论自由的限度在哪里。我们要了解别人的看法,和他们讨论,并寻求共识。这个网站就是为此而设的。

如果有些东西你认为做得不对,可以游说政府对法例、规定和做法作出修订。我们也可以试图影响那些负责这类问题的国际组织。还有很多非政府组织会对这些事务作出分析,并游说政府和国际组织。这些组织在很多国家都有,它们的名单和最新的事态发展可以參考国际言论自由交流会(IFEX)的网站。

影响私人权力同样重要。反正我们是它们的顾客,如果我们不用它们的服务,它们就无法生存。有时候这种表达只是用它们提供的一种选项就可以——可能在设置里的某个地方就能找到。但有时候则要施加公众压力,比如顾客的回馈就迫使谷歌把Buzz一些侵入性的功能改掉,并在Google+推出时移除这个功能;也迫使了Facebook撤回它们的Beacon广告服务。你也可以换一家服务供应商,然后公开讲出这么做的原因。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技术上的措施。电子前沿基金会(EFF)的网站上有一些建议。伯克曼研究中心在做一个项目,希望可以确保我们放到网上的信息不会因为公共和私人权力不喜欢就被“和谐掉”,做法之一是建立协议,为彼此的网站建立镜像。在网上和其他通讯方式里确实有很强大的公共和私人权力,但数以百万计的网民也有很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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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大讨论”是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达伦多夫自由研究计划下属的学术项目。

牛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