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ah Glatte探讨了有关触发警告的争议，质问了触发警告究竟对自由言论有所帮助，还是有所妨害。
焦虑、恶梦以及强烈的生理反应，这些都是后创伤压力紊乱综合症（PTSD）的表现。在女性中，PTSD的主要诱因是性暴力。对那些经历者而言，轻微的提醒都可能触发创伤回忆。在这个语境中，触发警告是网络文章的标题或引文里那些标识有潜在触发性质的语言或图像。据称，触发警告最早出现在网络支持论坛和女权主义博客。在这些情况下，它们往往能为分享思想和经历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也由此为性暴力的幸存者和其他经历PTSD的女性解放言论。
这些听起来都再合理不过。警告读者他们将要查看的内容可能会让人不快，这样究竟会有什么危害？
然而，2014年，触发警告在美国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因为大家担心它们可能破坏自由言论。不少大学的学生组织号召在文学教学大纲中引入触发警告。影响力浩大的报刊杂志，诸如《纽约时报》和《纽约客》也立刻报道了这个问题。有更多人要求对触发警告这个概念有概论性介绍，版随着对这个概念定性扩张的 讨论。这些概念仍然主要与性暴力联系在一起，一些人（比如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大学的学生）已经呼吁将触发警告沿用到有关“特权和压制”的更广泛的问题上，包括种族、阶层、性别歧视、异性恋主义、顺性别主义、体能歧视……殖民主义、宗教迫害等等等等。
对许多自由言论的伸张者而言，事态的发展已经让人感到担忧。使用触发警告可能会让人逃避某些类型的对话，进而无法接触到不同的观点，无论在网络还是在校园。很难断定这种担忧是否合理。对赞成触发警告的人而言，这类似于一种食物标签或电影分级，给读者带来有利于判定阅读内容的信息。其中一个有力后果是它能在公共话语中带来对社会便于群体和性暴力经历者的更好的认识。我们的“自由言论大讨论”项目也有一项基本原则同意自由的表达自我与社会权力密不可分。也因此，争取不同群体的意识和同理心也声援了自由言论。
然而，就像Jenny Jarvie在《新共和》中所说的，“投入思潮也意味着与风险，在这些风险上打标签就只有破坏人的智识性探索。”另外，当触发警告给那些感到脆弱的人带来帮助时，它们也可能只是让那些人感受到不同群体之间的“军备竞赛”，因为不同群体都争先宣扬他们那“独一无二的政治敏感性”应该被认作是潜在的触发点。从医学的观点而言，可能触发PTSD焦虑症的言词、图像甚至气味和声音能列一长串。正如有一位评论员所说的那样：一旦我们开始依照创伤的可能性来强加警告，何处是尽头？并没有施加警告的理性依据，因为语言的潜在性伤害是无法客观衡量的。
最让我感到费解的是：我们在讨论触发警告所遇到的问题时没有意识到对某些特定内容强加警告所带来的潜在性伤害可能比触发警告更大。选择为某些群体提供提示以保护他们免受伤害是一回事，但让某些群体被动的去接受警告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尚无法用科学方法客观将警告归类。我们并没有不受冒犯的权利，也没有不见到我们不待见内容的权利。在信息对等的情况下使用触发警告自然是网络论坛或“专属治疗空间”价值无限的工具。然而在公共领域，强加规范存在着更大的危害。
Sarah Glatte是自由言论大讨论的助理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