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tin Moore，媒体标准基金会的主任，指出英国媒体亏欠英国大众一次合理的关于媒体标准的辩论。
在一场关于自由言论的辩论中，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人援引约翰·弥尔顿或者约翰·斯图尔特· 米尔。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记得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和米尔在《论自由》之中做出的对于言论自由的激烈辩护。他们强调，任何试图去审查，压制或者控制言论自由的行为都否定了人们获取事实的权力。
事实与错误的确应当在一个自由与公开的场合中大战一场，弥尔顿如此写道。只有在此条件下事实才会胜利。
弥尔顿还写道，阻止一种观点发声，要么掠夺了人们手中的事实，要么——如果这个观点是错的——剥削了人们“通过错误而更好地了解感受事实的可能”。
在关于英国媒体限制的激烈甚至是白热化的辩论中，关于自由的辞令本反复使用。在2013年十月中几乎全国每一份报纸都发表了社论或者报告，强调自由媒体的重要性。这些报道中都强调，这种自由已经被2013年十月三十号签署的跨党派皇家宪章中所提出的限制法令严重侵害了。
但是我们很少能在现代社会中找到比这次关于媒体限制的辩论更不自由的东西。这根本不是弥尔顿口中所说的不同观点“自由公开的场合”相遇，而是整个媒体间的辩论完全被一种观点所垄断。借用弥尔顿的话，公众只能被剥夺“通过错误而更好地了解感受事实的可能”，因为出乎意料的是，公众只能看到一种观点存在。
公众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事实，探讨，或者是能够帮助他们决定是否需要媒体限制的多元观点。
事实上，公众几乎都无法得到能够帮助他们作出决定的根本信息。比如，在莱文森质询事件中，媒体根本就没报道出媒体管制之外的选择究竟有什么。虽然有许多的关于新法令系统的提案被提出来，包括媒体标准基金会提出的“一个自由可靠的媒体”这一提案。几乎没有一项提案被报道出来。尽管莱文森是基于他最终得到的提案推荐做出的决定。相反，却有五十六篇报道是关于媒体们自己的计划的。（详见我们的“分析研究：媒体对于莱文森的报道，第一部分”）
而当话题回到报道活动本身，根据著名的编辑Harold Evans在Hugh Cudlipp讲座中指出的那样，对于莱文森的主要推荐提案的误报又是“令人吃惊的”。David Yelland， 《太阳报》的原编辑，表示莱文森周年讲座的首场中，对于莱文森所说的话，媒体们有一种一致的口径，而这个口径“明显是错误的”。莱文森写到：“不论那些提案的反对者们会说什么，这次的媒体限制绝对不能被仅仅刻画成对于媒体的在法律上的控制。”然而这的的确确就是这些提案被描述成的样子。
很多家报纸声明，莱文森法令将要允许国家审查。尽管事实是莱文森非常强调，在所有的提案中国家不能越权干涉，也不能有任何权利去限制任何出版物出版。
别的报纸都声称，莱文森的提案将要允许政府干涉出版自由。但是莱文森提案的内容恰恰相反，是要指出英国需要一项法律来组织政府的干涉。该提案甚至在《每日邮报》，《星期日邮报》，《太阳报》，《时代周刊》，《星期日时报》或者《每日特快》的报道中所提及，而只是在其他报纸的报告中被简单提到。
接下来就是一系列关于报告出版之后程序的报道，或者是完全不报道这些程序。在2013年一月二月中，首相大卫卡梅伦以及另外两位核心部长，Oliver Letwin和Maria Miller，一同召开了超过三十场和媒体高级执行官们和编辑们的会议。你肯定不会知道这件事因为没有一场会议被报道了。二月份，我们媒体标准基金会成员向布莱克爵士写信，要求将这些会议的内容公开。布莱克爵士是起草对莱文森的全行业回复核心成员之一，也参与了十一次会议。他拒绝了我们的要求。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一系列会议的存在，是因为去年秋天发布的部长级会议名单。（Oliver Letwin会议，2013年一月只三月；Maria Miller会议，2013年一月至三月；大卫卡梅伦会议，2013年一月至三月）。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被媒体报道。
取而代之的是，各大报纸选择关注发生在三月十七号星期日的一场晚间会议。在此会议中各大争议团体代表被邀请参加——以及本文的作者——并在会上浏览了已经通过的跨党派宪章的草案。该法案在第二天被送上国会。在此会议中，各大报纸声称，一份皇家宪章在他们吃比萨的时候就被草率修正。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在这次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发生，都被Oliver Letwin呈上国会特殊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详尽描述。但是Letwin的描述都被忽略了，因为它和媒体的叙述不符。
因此，当三月十八号皇家宪章通过的时候，一位普通大众可能想——基于报纸上所描述的——莱文森只是单纯从他脑子里捏造出来了一份法案，而这份法案允许国家和政府对于言论的审查，而这份已经通过的支持此法案的宪章在晚间时刻Ed Miliband的办公室里被代表媒体受害人的活动者们联合搞破产了。这些全不是真的。
在提供不同言论以及多元观点上，大众已经被他们的媒体粗暴对待。这其中根本就没有像米尔所说的那种“不同观点的碰撞”。在对于莱文森报告的后续报道中有28条是关于媒体出版限制。23条则是完全负面报道。3条有正面负面两种评价。2条是中性报道。没有一条是完全正面的。自报告出版以来，所有社论观点都是持续地负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尽管有不断地负面报道，大众观点却保持着极大程度上的稳定。大众希望更加强有力的媒体管制。他们想要一个和莱文森提出的法案正好相反的系统。他们非常乐意看到一个由法律支持的管制系统。换句话说，大众和媒体持相反意见（详见2012年的民调）。但是他们的观点并没有在报纸上体现出来。
和呈现大众看法正好相反，多数媒体使用媒体出版自由这样的辞令在给反对意见扣帽子。讽刺地是，莱文森预见到了媒体对他的报告的反应。在报告的第三部，在一大堆数据保护法案的研究中，莱文森列出了在改革压力之下媒体的惯用伎俩。第一，“拒绝任何法律与任何标准下的管制”。接下来，媒体会呈现“一种面对面的，攻击性的和个人化的手段来对付它的批评者们”。之后它会“动用身后的政治筹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它将“吹响自己的小喇叭，打着媒体自由的辞令，来压制理性的批评以及任何关于大众真正利益的辩论”。（第三部，p.1107）
媒体出版自由的辞令已经，而且将继续成为，媒体防止关于媒体管制的事实与错误在“自由公开场合”对峙的手段。遗憾的是英国大众在这场战斗中是输家。
Martin Moore是媒体标准基金会的主管，该基金会是一个已注册的慈善机构，旨在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废除该行业的过高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