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字率是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都是言论自由的基石，这不仅体现在宏观统计数据上，还在于人们的最基本需求上。Dominic Burbidge如是说。
我第一次见到Emmanuel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那是在烈日炎炎下坦桑尼亚姆万扎城的一条大街上。他是我在当地市场上采访过的一位商人的养子，后来直到我离开市中心，他都秘密跟着我。当他决定轻拍我的肩膀时我回头发现他有点儿紧张，眼泪快要流出来了。他向我求助，他想要去上学。我把他带到一间安静的远离外面纷扰的咖啡厅，询问他的情况。
他的父亲来自紧邻穆索马的一个小村子，Emmanuel是家中八个孩子里最大的。他父亲在他还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两年之后我就遇见了他。他母亲当时已经死于腿部感染，留给他的是需要照顾的七个兄弟姐妹。作为家中的老大他和老二Jackson一起离开家，到大城市姆万扎寻找糊口营生，希望自己能够早日带着养活全家的手段衣锦还乡。不断地辗转在街头群落之间，朋友们介绍的轮岗工作之间，两个男孩在住在姆万扎北部郊区的一位名叫玛格丽特的基督徒女士那里找到了帮助。玛格丽特是一位单身母亲，养育着两个女儿。虽然她没有地方供给两个男孩住，但是她说服了邻居的一位老人，让两个男孩住在他家的地板上，而玛格丽特给他们准备食物。住的地方和吃的都有着落了。Emmanuel跟着我的原因是因为他需要教育。我作为回应决定帮他支付四年的学费，大约一百英镑左右。
坦桑尼亚的识字率大约有65%左右。这意味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大约35%的坦桑尼亚人“无法阅读并书写甚至是理解一篇关于自己一天生活的文章”。而这正是在1958年制定的判断一个人是否为文盲的标准。而这一数据是由大量的基础调查而制成的。而最近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展开的识字率调查使用了更加严苛的标准，比如一个人是否接受了应有的十一年义务教育等等，但是在对于发展中国家识字率的调查中标准依然是一个人是否能够写一句完整的句子。在这个最低标准之下，依然有16%的世界人口是文盲，而三分之二的成年文盲来自以下八个国家：孟加拉，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
文盲的程度已经极大挑战了对于言论自由的提倡。这个挑战已经在什么言论是非法或者危险的这些问题之前打击了我们。一个文盲的社会里，有人可以说话但是无法书写，可以聆听却无法阅读。他们已经被言论自由的讨论排除在外，如同在孤岛一般。
在《作为发展的自由》一书中，作者Amartya Sen将发展定义为一个通过教育和健康将人们解放的必要过程。识字，他认为，并不是只对某些工作有益，而是自由与实现理想的必须，不论这些理想是经济上的，社会的或是政治上的。在识字问题上的最大黑洞在于女性教育这一问题。女性文盲率在全世界范围内高出男性9%。Sen证明从全球角度看，女性识字对于防止婴儿早夭，对于整个家庭的再生产以及经济生活条件都极其重要。但是在生活条件和经济生产等问题之上，我们深知交流以及阅读书写的能力是身而为人必不可少的。
自从我对Emmanuel解释了我对于非洲城市的兴趣，他就一直想为我写一篇他对于姆万扎的看法和如何防止街头儿童问题的文章。2013年我有幸拜访了一位在英国名叫Raj的亚洲移民，而他有机会在去姆万扎看望家人时看望了Emmanuel。 Emmanuel已经从学校毕业继而给了Raj我的手机号码，鼓励他在回英国后与我见面。坐在Raj在伦敦公寓内舒适的沙发上，他递给我厚厚一沓文章：“是什么引起了街头儿童问题”，作者Emmanuel。 识字并且接受了教育，Emmanuel现在在姆万扎经营自己的生意，他也被自己的邻居们选为当地的保安代表。
Dominic Burbidge是言论自由大讨论的一名特约编辑。他已经在牛津大学Oriel学院完成了关于肯尼亚与坦桑尼亚政治的博士论文，是《坦桑尼亚民主之影》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