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公共言论哲学:没有足够的理论?

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态度源于一种复杂而富有智慧的哲学。Rogier Creemers试图厘清其中的缘由。

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态度源于一种复杂而富有智慧的哲学。Rogier Creemers试图厘清其中的缘由。

不久之前,国防大学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中 国的民主发展滞后是因为到目前为止理论准备都不足。“因为没有足够的理论”随即成为社交媒体上被调侃恶搞的词语,无论是火车晚点还是国足令人失望的表现, 都成了“没有足够的理论”而致。然而,这句话实际上揭示中国精英们是如何构思他们在政策制订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社会观念以及真相对他们的意义。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似乎有一个相同的信念或者假设,那就是人们通过自然法则来了解自然世界的运行,并做出相应的预测,社会发展也有一套类似的“法则”。学术研究的目的就 是要发现这些法则,并了解如何在现实中运用这些法则。 目前中国领导的观点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为基础,即现在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理论不仅有助于理解并解释过去和现在,还可以揭示并决定未来,这个 论断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所谓的科学性基础之上的。因此,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通过细心的诠释、理论研究和小规模实验,能够找到惠及所有人 的最佳方案。就连邓小平的名言,中国应该 “摸着石头过河”也假定石头是存在的,每块石头之间的距离不超过我们的步幅,而且河对岸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地。

这不仅是科学观或者认知论上的一元论,而且和伦理学也相关。换言之,不仅只有一种理解现实的途径,而且只有一种可以接受的伦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能存在其他相反或者互斥的价值 概念。而这又与和谐的理念紧密相关。这个古老的理念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孔子的时代,反映了一种偏向社群主义,消除了冲突的价值观。在中国古典哲学中, 所有人居其位谋其政就可以实现和谐。这样就可以平天下和无战争。而更晚近的马克思主义中有一个类似的理念,即所有的阶级和个人之间的矛盾在未来都会逐渐消 失,与儒家的这个理念有这深刻的共鸣。实现这个乌托邦式的,没有冲突和矛盾的未来依然是中国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基本实现小康社会”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初 级目标。

19世纪末期,中国开始寻找现代化的途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念也和古典自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等一起被引入了中国。当时,中国 的帝制在国内叛乱和列强入侵下越来越式微。对一个一直以来自认为居于文明世界中心的文明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此,知识分子和思想家们开始致力于寻 找一条挽救中国,使中国成为能够抵御外来侵略的富强之国的途径。尽管当时有严复和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学者,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国内的分裂和日本 军国主义使年轻一代的思想激进化,为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和列宁主义创造了建立传播的沃土。国民党和刚成立的共产党与莫斯科保持着密切联系,国民党掌权后与 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取得联系,并制定了以“党天下”来统治中国的模式。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都没有接受多元主义或者其他社会理论的 空间。

很明显,这些意识形态和认识论中的概念对言论自由的理念产生巨大的影响。一般来讲,人们都接受的观点是:言论自由有利于传播进行社 会、经济和政治生活所必须的一些事实信息以及多元社会中产生的各种的观点,这些观点往往需要加以调解,以建立妥协和共识。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中的真相是先 验的,而且某些思想体系和价值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那么言论自由的必要性就大大降低了。相反,向其他思想开放公共空间被视为是危险的做法,因为这为错误信 息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平台。

这并不意味着对言论自由的控制是绝对的。邓小平时代的到来结束了严苛的毛泽东时代,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公民的 私人生活。人们不用再穿同样的服装或者梳相同的发型,结婚和就业成了个人选择,不再又他人指定。大家意识到意识形态上的屈从并足以带来现代化和发展,还需 要科技知识。务实的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先前的哲学概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表明以后将允许就一些问题展开讨论和批评。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真正言论自由权得以制度化,实际情况更加复杂。

自19世纪的内部混乱和外敌 入侵以来,中国政治的首要目标一直是找到救亡与复兴的途径。这是帝制末期和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目标,现在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依据之一。目前,中共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几个基本要素。首先是党的领导,作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党是唯一能够领导这个过程的力量。第二个要求是社会稳定,中国在 1850年到1978年之间经历的动荡被认为是中国落后的关键因素。更具体的决定和政策通常也要考虑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以上两个目标的实现。这与权 利的义务论概念冲突,后者认为之所以要维护权利,是因为权利具有其内在价值。

因此,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是有目的的:是为了支持中国经济和社 会的发展,是否允许公共言论,取决于信息的内容、发布信息者的身份、资质和背景、接收者的情况、信息的目的、其与社会稳定和党的权威的关系等等诸多因素。 作为一个先锋队政党,中国共产党认为公共话语空间具可以提高全民“素质”的 重要作用,可以使人民成为现代化目标的新的践行者。因此,大众接收到的公共信息主要应当集中在灌输中国共产党的科学认识,即“以科学的理论布防人,以正确 的舆论引导人们,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激励人们具有优异的作品,塑造一个积极向上的精神,社会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诺贝尔奖得主莫言将其比喻为在机场接受安全检查;为了大家的安全,检查中一些人的不适是必要的。为了让每个人都生活在稳定有序的社会里,也必须这样做。

人们不禁会问,同样获得诺贝尔奖的刘晓波会如何回应呢?当然,他正在狱中服11年徒刑,他的罪行包括起草了《零八宪章》这篇呼吁对中国政治进行深入改革的纲领文件。 然而在同一时间,中国的学术界和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政治评论和批评。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与西方预期相反的是,网上对国家领导人和政策的负面评论并不比其他言论更易遭到屏蔽。我们还需要更加细致入微地分析批评。

国家政体的第一层面,即最根本的、关系到宪法的部分是不容批评的。 1980年,邓小平指出,改革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划定的界限,即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011年,中共中央委员会表示,中国不会搞多党制、意识形态多元化、三权分立、两院制、联邦制或者私有化。媒体需要遵守的规则也很类似: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党管新闻、党管干部、正确的舆论导向,这些都是不能变的。

第二个层面是在这个宪法结构下采取的政策和措施。这里的讨论空间要大得多,尤其是在学术界和研究机构中。与这些圈子有来往的西方人士常常惊讶于讨论的开诚布 公。官方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很明了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其运用到实际中去。然而,学术辩论最终的目标,依然是找到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这样就可以广泛实施。

第三个层次是这些政策的具体实施和国家的公务人员,在这个层面上,中共对待批评有着很长的传统。文革时期的批斗会可以看成是这个传统的一种最极端的表现。中共要求所有的干部都接受“舆论监督”也就是在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建设性的方式检举他人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在政治上无害的行为,应为这样做既可以保证获知事实,有不会挑战中共对真理的掌握权。

但正是在这最后一点,在现实中产生了脱节。 由于宪法没有对最低限度的言论权做出定义,也没有对系统中的国家干预做出限制,这使得干部的个人权力和潜在的个人收益都很大。结果是上述的这些术语都被用来维护权力的地位。当示威者按照中国的政治传统,前往首都申诉不公正待遇时,国家会以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和预防冲突为名,功用打手把上访者投入北京臭名昭著的“黑监狱”里。借由科学之名,诸如“一胎制”这样严酷的社会政策得以推行,许多过去的风俗和习惯破坏,传统社区被野蛮的城市规划所取代。藉由更高的真理之名,很多与这种真理不符的事实情况受到压抑,不允许在公众场合进行讨论,敢言者则被冠以“别有用心”。

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中国公民正把同样的不满指向那些在西方国家中制定的政策: 将政策利益简化为较易量化的术语,比如效率和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精英对政治领域的入侵。很多人感到自己没有受惠,对政策的不满和幻灭情绪越来越严重。在其他国家,学者和记者在书籍和文章中表达自己的批评,人们参与社会活动,比如占领运动。在英国,数以千计公民走上街头反对预算削减和学费上 涨。 然而在中国,虽然对政策的批评和讨论,特别是网上的讨论越来越普遍,但中共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组织挑战其地位。因此,只有中共能够决定如何应对改变政策的要求,从黑箱之外施加影响是非常困难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刘晓波才被囚禁:他不只是呼吁改变政策,更是呼吁在政治组织的最高层面进行变革。

在这方面,起作用的还是政治一元论:党声称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与其竞争的政治组织被视为是卖国的。在中国,并不存在反对派其实也可以是忠诚的这个理念,因此一切反对派就必然必然是敌对的,也必须被作为敌人来加以对待。 胡锦涛指出国外势力要分裂并且西化中国,国际关系分析人士袁锋表示,中国最害怕人权律师、地下教会、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和看上去没有权力的群众,这是不无道理的。中共的科学体系无法解释这些人的存在,因此只能认为他们对“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言是充满恶意的。世界上的一些其他经济领袖在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科学方案未能重振经济和重建民意时,也会出现类似的认知上的不一致。

在中共十八大和第五代领导集体上台后,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习近平,不知道他治下的政治局常委会将如何推进改革。我们应带记住,改革在中文中的意思是:使情况变得更好。从邓小平的初期至今,改革都意味着改善当前的系统而不是根本性的转变。改革并没有其他的什么含义。接受多元主义,以及自由主义中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概念,这在共产党的认识体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发生。确实没有足够的理论。

Rogier Creemers博士是牛津大学社会法律研究中心的Rubicon学者。他是“中国版权和媒体”网站的编辑,致力于研究此领域一手资料的博客。他在撰写一本有关中国公共通信法制史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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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大讨论”是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达伦多夫自由研究计划下属的学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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